2019年4月7日，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 Ooi Can Seng（黄建成）教授应邀来我院进行为期8天的访问与交流。黄建成教授先后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哥本哈根商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现为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UTAS）社会科学学院文化和遗产旅游研究团队教授。在任职塔斯马尼亚大学教授之前，他在哥本哈根商学院工作了20年，除了作为一名获奖的研究员，他还多次被评为“最佳教师”。黄教授擅长从社会学和人类学视角进行研究，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旅游、旅游影响、旅游者行为和游客体验，此外还包括国家市场关系，艺术和文化发展，地方品牌，跨文化管理和国际商业战略等，曾在丹麦、新加坡、中国和澳大利亚居住，并在不同国家间进行比较研究。于2017年被评为全球旅游研究最有影响力的50位学者之一。

8天内，黄教授共进行了三场全英学术研讨讲座和两天的实地调研与交流讨论。深入浅出的讲述、独到深刻的见解赢得老师、同学们的一致赞赏。

学术研讨一：Understanding Culture from a Cultural Complexity Perspective

2019年4月8日上午10：00--12：00，黄建成教授在我校石牌校区的华南文化地理研究中心开始了第一场学术沙龙，聚焦于文化复杂性等内容，与来自我校、广州大学等院校的老师、学生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与探讨。

在进入正式的演讲之前，黄教授抛出一个问题：你想象中的澳大利亚人的长相是怎样的？引发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踊跃发言，同时也开启了大家对于文化复杂性的探索。

社会是一个多样化和异质化的存在，因而理解他者文化成为社会交往的重中之重，但如何更好的理解他者文化？黄教授认为可以从服务他人的文化需求、了解他人文化本质两个方面入手。并进而以“男性比女性聪明”这一谬论为例，让大家谈谈自己的看法。

随后，黄教授分别从功能主义和协商视角分享了他对于文化的理解，并进而折射出文化的复杂性特征。并以亚洲人偏爱团队出游作为例子，对该现象体现出的价值观、文化生成（原因）和作为一种有效社会行为三个方面，从（文化）本质论、功能性文化和协商性文化三个维度来进行相应的解释，具象化我们对于文化复杂性的理解与感知。

最后，黄教授提出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可以从注重语境、环境、恳切的行为以及主动询问并参与四个方面，把控和处理文化的复杂性。

学术研讨二：Creative industries,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ourism：comparative lessons from Denmark and Singapore.

        2019年4月8日晚7：00--9：00，黄建成教授在大学城校区教学楼进行了第二场学术交流会，以创业产业和文化发展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学院的众多本科生参与，整场交流会高度互动，黄教授积极为学生们答疑解惑，与学生们共同探讨创意、文化与旅游业的碰撞与奥妙。

    研讨会开始，黄教授就介绍了创意、创意产业、创意旅游的定义，并就其定义进行了相应的外延，具象化了学生们对这三者的理解。此外，黄教授也向学生们介绍了创造力的来源并从经济、政治视角对文化及创造力进行相应阐释。

 之后，聚焦于创意是否总是好的？我们是否能掌控创意？黄教授与学生们进行了互动交流，提议让学生们将自己心目中的“好的创意”及“坏的创意”写在纸上折成纸飞机给他。之后，黄教授从学生们的纸飞机中挑选了部分进行分享，并邀请学生谈谈缘由及看法。总之，通过这一寓教于乐的环节，黄教授让学生们更加辩证的看待创意与创造，并进而向学生们传达了一种批判性思维。

随后，黄教授介绍了与创造力相互关联的框架，即有创意的人、创造的过程、创意产品及创造环境。并针对创意发展中遇到的三个悖论：Omnipresence and Silence、Moral hazards、Local needs and Global messages进行了细致讲解。

 最后，黄教授以丹麦和新加坡为例，介绍并对比了丹麦“自下而上”和新加坡“自上而下”发展创意、艺术产业的不同方式。指出在丹麦，人民对艺术的参与度很高，政府很少介入艺术领域。而新加坡则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艺术的发展更多的受到政治因素影响。

学术研讨三：Ethnography and awkward encounters

        2019年4月9日14：00--16：00，黄建成教授在大学城校区学院203室进行了第三场研讨会，围绕“民族志及尴尬遭遇”，吸引了暨南大学、我校的老师及30余名研究生参加。

 研讨会开始，黄教授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民族志？引发了学生们的思考与回答。并进而从民族志与田野调查之间的关系，研究方法两方面详细介绍了民族志的内涵及对它的理解。随后，黄教授介绍了民族志的分析工具：反身性。把反思和情感观察作为分析路径，并详细向大家讲解了“观察者悖论（observer paradox）”------是指观察到的现象在无意中受到观察员在场影响的情况。进而强调了民族志的分析方法---整体论，即分析需要通过看待整体，而不能只关注局部。此外，黄教授也向大家分享了在记录田野工作志时会遇到的及要注意的情绪失控、处境失控、权威性和合法性问题。

之后，黄教授重点介绍田野工作时会遇到的尴尬遭遇，主要包括：不恰当行为、尴尬处境、不舒服的心理状态和无力改变境况。还分享了自己和两个朋友在北京宋庄调研时的尴尬经历，并从反身性视角分析了自己感觉尴尬的原因。

最后，黄教授进一步思考了田野调查时遇到的境遇给田野工作本身带来的影响，我们应该要怎样看待这种影响？最后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不管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情感都是社会互动的一部分，同时它也可以作为分析线索去揭露道德规范、期盼等；我们应该从整体上对处境进行重复思考，为研究者的不完美留下空间。

学术研讨四：广东惠州禾肚里稻田民宿酒店实地调研

2019年4月12日，刘俊教授带领黄建成教授及两个研究生赴广东惠州横河镇实地调研，并在当日下午进行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学术研讨。

最开始，刘俊教授抛出“寻找乡村”这一话题。在他看来：在当下，不管研究也好，实践发展也好，乡村旅游非常热。但其实我们对乡村旅游的理解还是比较浅，很多时候我们把乡村旅游简化成在乡村地区开展的旅游活动。因而，我们要弄清：到底什么是乡村？什么是乡村旅游？

    针对这一问题，黄教授认为：乡村更多的是一个概念，一个服务乡村旅游的概念，或者是一个市场概念，目的在于使旅游目的地变得独特与特殊，并进而将城乡关系放入政治视角理解，认为城市与乡村其实是一种政治关系，乡村是一个被政策制定者接受的政治化概念。并用塔斯马尼亚与墨尔本作为例子，具象了这样一种政治化的城乡关系。

之后，刘俊教授又将话题引入到乡村性问题上，并从功能视角、政治经济视角与社会建构视角分别阐述了乡村性的概念。黄教授肯定了这三个层面的理解，认为它有助于区分乡村、城市与现代性，并提出unit of analysis 可能对于社会建构观点更有意义，进而详细介绍了该分析方法。

随后，研讨会针对于乡村旅游究竟卖的是什么？究竟什么才叫乡村旅游？乡村旅游体验的是什么？展开热烈讨论，并逐渐聚焦于禾肚里呈现的乡土性与现代性交融景观，提出一个问题：怎样理解乡村中的现代化元素，在乡村地区建设现代酒店，可能导致无法得到真实感受，那这还是一个成功的乡村旅游吗？

黄教授认为这并不矛盾，只是人们对乡村的想法改变了。我们不能带着偏见去定义一个地方，认为它应该存在什么，不该存在什么。因而对于乡村旅游，我们不应该去定义怎样才是成功的乡村旅游，应该去想是什么使得这个地方变得成功。并以人们想象中的位于乡村地区、漂亮、氛围极好的巴黎与现实巴黎为例，认为人们对旅游都存在一种想象。并进而以塔斯马尼亚的野外旅游为例，认为成功的野外旅游可能只是一个珍贵的体验（而不是在哪里）。

最后，刘俊教授和黄建成教授对研究生二年级学生的毕业论文的研究问题、整体思路进行了梳理式的讨论，提出相关的研究视角，并指出文献阅读等方面的不足。

学术研讨五：上良民宿调研

2019年4月13日，刘俊教授陪同黄建成教授赴横河镇上良民宿进行了实地考察，向黄建成教授详细讲解了上良民宿的情况。之后与企业代表进行了交流讨论。

在交流讨论环节，刘俊教授承认了企业面对的投资与回报、运营难度与市场风险的两难境地，并提出：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应该综合看待。一个可持续的乡村发展，应该是同时社区可持续与企业可持续，这样才能使得企业和社区相互交融。

黄建成教授则基于过去研究利益相关者的经验，以哥本哈根的电影艺术节和旅游产业之间的弱连接关系为例，认为我们并不一定要强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企业与村民、政府与村民矛盾存在的原因是否是因为政策制定者或企业的欺骗？或者是学术界不了解其中（合作）的困难所在，并进而进行了学术反思。

之后，两位教授与企业代表就上良民宿在日常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进行了讨论。如：农家乐办证问题、共商共建共享等。

最后，话题聚焦于上良民宿的核心价值。刘俊教授认为上良民宿提供的是一种不同于深圳、上海的焦虑生活，更多的是一种休闲体验，因而应从人的需求性和环境适应性来着重突出上良的“新社区”模式，清晰化新社区的概念，并提出新消费、新社区、新体验的未来图景。

    为期8天的学术交流与研讨在4月14日圆满结束。黄建成教授的来访给学院全体师生带来了学术养分以及新的批判性思维火花，期待黄建成教授与我院师生进一步的学术交流与合作！